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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
[ 作者:杨潇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的官方博客    点击数:2028    更新时间:2008-9-13    文章编辑:xazz ]

外头都以为我呼风唤雨,总导演嘛,国家资源,随便调动。其实跟拍电影不可同日而语

张艺谋没进过中南海。

8月8日前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审查,就在鸟巢里的一间会议室举行。来了3位政治局常委,30多位正副部长。房间不大,副部长们只能靠墙而坐,中间一溜沙发,最后一个座位留给了这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领导们轮流发言,张艺谋一一记下,一个多小时后,领导同志对他说,这么多意见,你们导演组不可能照搬,也来不及照搬,符合艺术规律的你们再整合吸收。

“实话实说,这次还真是很民主,就怕把你艺术家给弄乱了,”张艺谋觉得,“每一位领导也都知道事关重大,所以也不愿让个人意见去左右一切。”

在40亿人面前上演的这场大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此刻,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在张艺谋身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这个历史当口,他是艺术家?民族英雄?还是国师?

“未来的乐观主义者”

他在办公室侃侃而谈,身后就是导演组成员立下的军令状。16天的奥运会结束了,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三楼入口处的黑板上仍然写着10个大字:奥运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但他显然已经松弛了。他问我们:“听说你们杂志知识分子看得比较多?正好帮我向知识分子说说话……”而鉴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笔糊涂账”,他选择高频使用“文化人”这个词,不论是谈论开幕式,还是电影。

“什么是文化人?就是平时写写文章、开开研讨会的那些人……”

“很多事情的评价都还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觉得电影不错,几个文化人一写文章,就变了……”

“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个酒会,碰到一两个外国人,说一两句话,嗬,就拿这一两句出去做文章……”

“对开幕式的批评?我感觉文化人还没开始呢……”

“当然,文化人总是要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深刻嘛……”

他已经不做“斗士”好多年了,但“文化人”却仍没接受他的转型。他于是开玩笑:有那么一个“首都文艺界”,“三五千人,其中又有三五十人,成天批判你的电影。”

他有时看看自己1978年时拍的照片,“那叫一个土啊……(30年间的变化)我简直就不能想。”感慨起来有点动情。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几位摄影系老师接待了沉默寡言的张艺谋,这个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曾为买相机卖过血,专业好,但超龄5岁。后来因文化部长的一纸批示,张艺谋被北影破格录取,命运也随之改变。

“作为男人,你要有事业心,但你不能太得意、太高看自己。这不是装的,要装也装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这种世界观差不多是在我28岁以前就形成的,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是很坎坷,就没敢想过一步登天。”当然,28岁以后他又以亲身经历丰富了这种世界观:“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的信仰就是中国会越来越好。”

对于当下的问题,他觉得应该交给未来,“我是一个未来的乐观主义者。”

“可是,未来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感到不解。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来,张艺谋的创作轨迹有三个坐标:

第一个就是1980年代的《红高粱》,早在那时,张艺谋就展现了他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个坐标是1995年的《活着》,此时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剧变,但《活着》仍和《蓝风筝》等“构成了另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虽则因重写了令官方不悦的历史而很快被打入地下。

第三个转换在1990年代末开始,郝建把《一个都不能少》视作张艺谋走向主旋律,走向权力话语的开始。“所有的困难都由(电影中的)电视台台长解决,这象征着什么?”事实上,由于该影片与政策相符合,国家版权局还为它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

很多那个年代的中小学生都记得学校组织观看《一个都不能少》的经历——这已然是主旋律的待遇了。

1999年4月18日,张艺谋发表了给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公开信,指责对方带有政治与文化的偏见,并宣布撤回参赛的《一个都不能少》,此举被国内媒体解读为“爱国”。郝建则在表示有限度理解张艺谋(长期被国内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指责为“表现中国的丑陋和落后”)后,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进行了反思:

“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做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找到我们所受精神压力的出口……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听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

不是他,还能是谁?

张艺谋把自己看作时代的产物,“二三十年前,全民都在思考,都在追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造就了第五代;现在呢,哐唧一下子进入了商品和娱乐的时代,那我也就试着拍拍(大片)呗……”

颇有一点轻舟顺势而下的味道。

然而《英雄》的票房奇迹,让大小官员发现了以“中国式大片”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某种可能性,到《十面埋伏》,已有官方的全面护航(譬如,两个月的暑期黄金档,不上映一部进口分账大片)——权力与资本,同样在张艺谋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2002年《英雄》全球公映后,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及舆论和影评,“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空间已经是有限的,让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所以这些东西(指批评)原则上就是看看。”

郝建认为:第三个转折完成的坐标是《英雄》,特征是用“唯漂亮主义”的形式感来吸引观众,内在价值观上是权威崇拜。没想到他到了奥运开幕式还能登峰造极、更上层楼。

现在,张艺谋显然更加牛气:“我个人拍电影,我告诉你,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界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因为(这是)我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

“娱乐工业是较少反省的,如果一个导演有这么大的名气,我们当然会期待他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期待他的作品从一个更饱满的角度来反映人性,”崔卫平说,“当然,怎么创作是他的自由,但每个人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

对很多人来说,开幕式上,最感动的时刻便是一袭红衣的林妙可搭配童音版的《歌唱祖国》,我问张艺谋导演:歌声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这并不意外,但一些平素的批评者或者对这种价值观并不认同的人,在那一刻居然也开始掉眼泪,这你想到了吗?

我其实是想问一个关于乡愁的问题,我想了解,作为开幕式这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张艺谋语)的总导演、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输出活动的总设计,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复杂的内部和复杂的情感。

张艺谋给了我一个技术性的答案:选择这首老歌的第一段,因为它脍炙人口且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选择童音重新演绎,是希望有一个人性化的表演。

张艺谋很清楚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在国外的形象,他开了数不清的会,向国外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请教:如何才能表达善意?如何才能感动他人?如何处理和平与崛起?如何才不会让人觉得你在搞文化上的穷兵黩武?对他来说,“说明中国”其实是个技术活儿——这一方面是职业道德的需要,一方面也因为他看起来不存在情感上的纠结。

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国家从来就有寻找文化代理人的冲动,而张艺谋恰恰在最被需要的时刻,拍出了最被欢迎的电影。张艺谋抱怨媒体和文化人给他画了一幅像,让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如果没有这幅像,当初被宣布为开闭幕式总导演时,为何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不是他,还能是谁?

后奥运时代,他的下一部电影也许还有待文本分析,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将(至少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亦怀揣国家主义的金牌认可,登上了新的巅峰,身披这层外衣,那些出自他内心的特质——随和、善良、相对坦诚,也许都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习惯被骂”的他,面对这次清一色的叫好,会不会有一种失却喧嚣的孤独?从他办公室三楼的窗户往外望,是一处被铁栅栏隔开的小区,楼下,每天准时跑操的解放军战士齐刷刷地掠过。

对批评,我不回应,也不认同

人物周刊:《歌唱祖国》的一个成功,是在于把歌曲的浓重政治情怀抽离了,而开幕式准备期间,您是如何考虑处理与时下政治话语的关系?

张艺谋:我们一开始就定位——开幕式要表达浪漫。但对我来说,我还想表达一种人性化。“文明”、“和谐”只是口号,如果要把这个理念传达出去,除了吟“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古老语言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表演中渗透情感化的因素。它就是“和谐”,它就是“以人为本”。

通常在这样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中,政治和社会的含义要很大,因为它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宣传,这是一定的,谁做这个导演,也被要求传递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的信息。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为国家形象服务的,是个形象工程,(笑)但是这种形象工程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我尽可能地做到人性化,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给国家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因为西方对我们的误解——始终认为我们是一个政治笼罩下的国度。在我看来,这场开幕式带给全世界的这种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人物周刊: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作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解释者。

张艺谋:如果说的是我以前的电影,我不太接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电影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我不认为我是什么文化代言人或者形象代言人。

但当我接受开幕式这个任务,我就知道这必然是一个代言人的角色,把哪个导演放在这都是如此。因为这不是个人作品,全世界也这么看。

人物周刊:两者还是有相关性吧。

张艺谋:我觉得我走的电影道路,和这些华语导演,李安啊,王家卫啊,侯孝贤啊,都是一样的。但与这个事情没有相关性,今天你把李安、吴宇森搁在这里,恐怕做出来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努力和“媒体中的张艺谋”或者说某种刻板印象保持距离。

张艺谋:我是在和被媒体妖魔化的张艺谋保持距离。所有的评价,大量的批评,我从来不回应,我也不认同。但媒体是有话语权的,(本来)没几个人认识张艺谋,久而久之,你就被定论了,你在公众心里就是这个画像。对于这个定论,首先我无奈,第二我也不要顺着这个定论去做(开幕式)。

比如我们团队跟我说,我们这场鼓,一定跟以往不一样!我就说,只要是鼓,你们就别提!(笑)这个原则是三年前,进入创意阶段时候我就定了的,我记得他们还列了好多条呢,大细节小细节,好歹我也拍了20多年电影,这个像画得很全了!(笑)所以我得感谢这个团队,都是各路诸侯,都是能人,不是能人也得是有资历才能来这儿的(笑)。而且我们团队的许多导演原来都是竞争者,他们给了我足够尊重,我坚决不同意的,一般他们也不会坚持。

当然这是开幕式。至于我个人拍电影,我告诉你,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人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人都爱听好话,铺天盖地的批评时,我也不是说笑什么的,但时间一长,我也把这个事儿看明白了——(笑)你个儿大,不打你打谁啊,一定要有个个儿大的挨打嘛。今天不是我,是王艺谋,他们一样要打,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打你,就像我们历史上打谢晋一样,我觉得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是个人创作,我从来不管,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话说回来,开幕式如果引起一片批评,这个责任我担不起。有些人是不讲理的,你知道很多事情的评价还是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觉得不错,几个文化人一写文章,就变了。什么叫有话语权?就是他说话特“有道理”,特别特别“有道理”,你听着听着就被他影响了,他才成为话语权嘛。

我开玩笑说我们有两条腿。一个是传统的,就是人气的东西,世界第一是北朝鲜,我们是世界第二;另一个就是现代感的演绎方法。两条腿加在一起就是独特的。北朝鲜可以比我们更齐整,更团体操,但是陈旧;欧美强国可以在多媒体现代技术上比我们好,但他们很难得到这么多人的配合。这种1+1,在其他国家很难复制。

创新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还要可以实施,太难了。我相信,撇嘴的人,把他搁在这儿,他根本就支持不下去——因为困难太多了。我昨天还在说,如果我再多一个月时间就好了。对一个导演来说,他是喜欢旧场馆的,旧场馆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根据你的表演需要,随便改造。可是鸟巢不行啊,什么都不能动! 8月份的开幕式,6月中旬才让你进场,多晚啊!如果多给我一个月,“五一”一过就把场地交给我,那跟你说,绝对比现在好一大块。那天伦敦、多伦多、索契三家视察团的人问,你对我们未来要举办奥运会有什么建议?我说我就一条建议,早一点把场馆交给导演!(笑)

文化人?就是首都文艺界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文化人”?

张艺谋:文化人是一种泛指。谁是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么一回事儿?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有没有联合会?功能在哪里?声音到底怎么表达出来的?我看就是个糊涂账。

不过我上面所说的文化人,不是这么宽泛的,而是平时写点文章、开开研讨会的那些人。我跟他们开玩笑说,这就是首都文艺界。有时候一些小导演,被骂了很沮丧,打电话给我,我就劝他:你说首都文艺界有多少人?三千?五千?就这么些人把你骂了,你就这么沮丧?我老这么劝他们。(笑)不过啊,别说三五千人,在首都文艺界,有那么三五十人笔耕不辍地骂你,就能把你判死刑了。

人物周刊:那您怎么挺过来的?

张艺谋:我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笑)我特别清楚,就是这么三五十个人要跟你较劲,你干嘛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自己完了?何况,这三五十个人本身还有心态问题,他是不是客观?还拉帮结派呢!所以,我压根就不信这个!

人物周刊:开幕式结束后,你注意到“首都文艺界”的反应了吗?

张艺谋:我没太注意。我没看多少文章,主要看到的都是主流媒体的正面文章,有时候也去网上论坛看看。那天结束后收到很多短信,甚至有个十几年没联系的朋友发来短信说喜欢。这就非常让我感动,这位朋友在电影上可从来没夸过我好。(笑)我的感觉,文化人还没开始呢!(笑)

人物周刊:西方人对开幕式是如何评价的?

张艺谋:西方人都准备着看这场表演。你不知道我们接触的大量西方知识分子跟我们座谈时,都谈过这个问题。我相信,文化界的,没我接触的外国人多,没我咨询的外国人多。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个酒会,碰到一两个外国人说一两句话,嗬,就拿着一两句出去做文章。我咨询的外国人,对中国开幕式有什么看法,畅所欲言说真话,一定是很多文化人的十倍二十倍,因为我这三年来就是干这活儿的。(笑)

我会问他们,你怎么看中国的开幕式?你怎么期待?你觉得要注意什么?有一个共性的回答——所有的外国文化人都有一种担心,认为你可能会把开幕式做得非常强势,变成某种文化上的穷兵黩武。因为你们中国人会认为,可有一个机会了,能吓你们一大跳了!(笑)所以你们会咄咄逼人。但是开幕式之后,他们都很高兴,顾虑打消了。所以最后最好听的一个词儿,就是“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笑)

让历史去评说

人物周刊:是不是一定要用“流行”的这个“和”字?

张艺谋:我觉得“和”就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观念啊,它不因为今天“流行”,似乎就不能用了。“和”作为古训多少年了?作口号才多少年?我们完全是向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致敬。选这个字时,大家就讨论过,我坚持用这个字,那时也有人担心——你这是不是在打标语口号?我说不是,尤其在全世界动荡的情况下,是不是要讲和?当今世界,一个是人跟人的关系,一个是人跟自然的关系,都要讲和。把“和”看作政治标签,太短视。

这个不是规定动作,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领导审查时还跟我们说,这个字不太好认。(笑)你不要以为领导一看这个字就说好,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字可有可无。一度我们说要用“天”、“人”,也是大概念,后来觉得不太合适,“和”,绝对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

人物周刊:对于开幕式的不同意见,有没有你觉得批评得很到位的?

张艺谋:要想大部分人认可,这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你还必须要做到这一点。要从首都文艺界的角度,你当然要丢出许多所谓的“精英意识”,我当然知道在哪个点上给一点文化精英主义,就有文化了、就深刻了、就有内涵了,我都知道。但我能做么?我不能为你一小部分精英去做这个。何况,很多外国人告诉我:艺谋,这是一个节日,应该是快乐的。他们反对负载更多的文化意义。他们是看到我们团队一门心思想着怎样才能不“俗”,才这么说。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人物周刊:说是节日,其实还是要负载很多东西,比如幽默,开幕式上就没表现。

张艺谋:这是国情嘛。说是放轻松,其实是心态放轻松,你要把它弄成一台轻喜剧,还真就砸了。(笑)民众心理不可能接受这个,中国人始终把欢喜和幽默的东西在文化量级上看得轻,而且广场上表现幽默,是要有情节链的,要有因果,要抖包袱,这很难,更容易俗。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国情有自己的看法,你也很清楚中国在国外的形象,这对你导演开幕式有何影响?

张艺谋:一直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说外国人曾经怎么看我们,现在又怎么看我们。我最后两周甚至要求所有的演员脸上要带笑容,要快乐,包括向全球征集笑脸,都是我的主意。我很早就敦促我们的法律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发出邀请,就是希望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另外一面。

不是要通过这个文艺表演来改变中国人的形象,而是要通过它来传递出某种信息:我们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地球的,我们如何看待人类,看待自己?所有的细节,在我心里都是一个沉甸甸的方向。

我不知道它会在世界上反响如何,我只是看到了我们这里转载的一些好的消息,但我坚信(效果会好)。因为我常常换位:我如果看一个俄罗斯的或者莫桑比克的表演,它给我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如果看一个非洲的表演,古老的艺术,好得不得了,但是非常强势,我看完以后会想:这帮孙子我得防着他们啊,现在还没钱,有了钱那不是更不得了了?!是不是?(笑)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心思在开幕式中,最少也是一种善意吧。你相信不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不管了。但这样一种信息,一定有好处,我坚信。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的文化输出?

张艺谋:开幕式还真是一个最隆重的最正式的文化输出。其他东西,电影啊音乐啊,八仙过海呗,谁也不能说自己就代表了中国。谁把文化输出的责任压在自己肩上,你就真的成了一碟菜了。但开幕式是不同的,你躲都躲不掉,我至今认为,我们确定的浪漫的、抒情的基调是正确的,历史自有评说吧。

我信仰我们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人物周刊:您是个有使命感的人吗?

张艺谋:在开幕式这个事情上,有强烈的使命感。你也躲不掉:开不完的会,收到一箱子一箱子老百姓转来的热情的建议,天天都有。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没有这么强的使命感,而且我始终在退,大家说我是什么什么,我说我承担不了这个重任,我不能把那么大一个包袱搁在自己肩膀上。开幕式完了后,我还回去当我的电影导演,我拍什么完全看我个人的爱好,我拍好拍坏你们都看着瞧,骂两句夸两声都自由,但千万别认为我从此以后就是一个文化代言人。我还想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

人物周刊:您是无神论者吗?有信仰吗?

张艺谋:是(无神论者)。(沉默一会儿)我们过去信仰共产主义,现在我信仰中国未来会好。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包括你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都是这个国家30年来政策的受益者。我现在看78年我们那个照片,土的啊,整个国家都土得厉害。当然,那个时候是纯真的,但你土得厉害啊!你现在看中国,大城市年轻人,真的都在跟世界接轨。当然,文化人总是要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深刻嘛,说中华民族很多劣根性,但是我说一点,中华民族很勤劳!你给他政策,你给他一点宽松天地,他勤劳的品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问外国的专家,所有人对中国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速度。我说,“哎呀,这个速度我们不好演!”我们真想过,在现代部分用声光电演绎一场速度,但实在不好演啊!(笑)

所以你看78年我们还那么土,这个国家还那么百废待兴,但只要你给了他一点天地(我认为这天地还未必很广阔),你看这30年下来,很多方面都是堪称与世界并驾齐驱。

吃苦耐劳绝对是这个民族的天性,从这个角度说,我信仰我们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但我们千万不要内乱和战争,一内乱,很多劣根性就出来啦,用北京话叫自个儿掐。(笑)

人物周刊:您不认为自己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吗?

张艺谋:我要说我不算,别人也不信啊。但从知识面来说,我的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我是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基本就没有学什么,然后就进入社会的大课堂。所以我的很多知识是社会给我的。后来进了电影学院,读了四年本科,可是你知道电影学院的摄影专业,它教的系统文化知识并不很多,更多的是专业知识。然后毕业出来,你说我是文化人吗?我当然看书识字,可是我的文化结构就是这样子:课堂上积累的很有限,大部分是社会和创作实践得来的。我们这一代有很多这种情况,算文化人,但是社会性的。

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偏学者型的吧。而我们呢?你看你现在要看我们的消息,上网得点娱乐那一块,我们是被算作娱乐界的……(笑)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自嘲。有些导演很苦恼,我就跟他说:您就别这么累了,不就是拍个电影么,你要是看你的电影消息,你得点娱乐!我们是娱乐界的人士!我们是给大伙儿提供娱乐的,你就不要苦大仇深了!(笑)

人物周刊:你的信仰和自我身份定位怎么影响你的创作?

张艺谋:从没理论性地想过。当然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你要有事业心,在你的行业要尽量做好,这是一个基本性格。但是当你在你的行业做好了,大量的名利就附着来了,然后你就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这就是个矛盾。我其实特别讨厌当公众人物,我们团队都知道我不爱会客,不善交际,不会说话,陕西人的性格。但因为你要追求事业成功(这是一种本能),而成功带来的就是这个,你躲都躲不掉。

不过,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量保持一种普通人的心态。你看我很少特得意过,很少范进中举。这不是装的,要装也装不了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们这个圈子,很多人都是范进中举,一部片子拍得很好,大家夸奖,喝!就开始说狂话,至少在媒体集中采访的一个星期里说狂话。

我的这种世界观差不多在我28岁以前就形成了。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很坎坷,就没敢想过一步登天。28岁上大学就已经觉得是一步登天了,也没敢想过导演什么。接着“砰砰砰”跑几步,命运跟你在打对子,就成了公众人物。那也从来不高看自己,我们上的几步重要的台阶,全部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时代的恩赐。我就是时代给了我机会。

我没享受所谓的权力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权力?在这次开幕式导演过程中又有何种体会?

张艺谋:一个是开的会很多,开了几千个会;第二个,打交道的人多;第三个,汇报多。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各级领导,就老在汇报。我就是这些感受。其他的,我就觉得是一个更大型的创意过程,我是领头的,大家在团队内尊重我,没有特别的权力的感觉,因为说是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我还就是创作这一块,其他方面都不行。你最重要的排练,哐,说清场就把你清走了。说搜爆(搜查爆炸物),原来计划的一万多人都进不去(鸟巢),把你急死。当然,我们也很理解。

所以,我没享受所谓的权力。总导演的权力就只在创作上。有时,创作上的一些细节都体现不了权力。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我说我明天早上要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杯子,你知道的,当过导演的都会说牛话,把道具、美术叫来,“我告诉你,明天早上8点钟我要看见这个杯子!”你放心,如果你的美术师非常负责,你会看到8个不一样的杯子,因为他知道你可能会变,如果你真变了,不要这个要那个,他就会很得意,“导演,我知道你不要这个……”导演的权力就体现在这里。那开幕式,我说明天一定要这个杯子,你后天到现场,都看不到这个杯子——按照国家的财会和审计制度,你要的这个杯子,首先得有三个造杯子的工厂招投标,然后由计划部门确定谁来造,估计两周以后,你能看见这个杯子。拿到杯子,你还会发现:哎哟,这个杯子怎么就做成这样?这哪里能体现总导演的权力?(笑)

我这儿的权力就是签各种字。我这儿签的是第一道,所有的都要签。我还开玩笑,奥运会、残奥会开完了,万一审计署查出什么,没准要把我扣在这儿说清楚。(笑)签了多少字?我都没看,看都不看。因为太多了,我每天一上班,往这儿一坐,先是一大堆送来签字,因为马上就要分头送过去报告。不仅在文件上签,我还得在实物上签,字模上都要签字。

外头都以为呼风唤雨,总导演嘛,国家资源,随便调动。其实跟拍电影都不可同日而语,它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程小东来得最晚,来了一个星期,就跟我急了,没权力!跟剧组差远了!你知道吗?他跟我在剧组的时候,是有形的老二,无形的老大。为什么?我们拍动作片啊,你不就是靠动作来卖钱吗!小东说要什么,比如说要四台吊车,马上就给他调来,说一不二。

我把他请到这儿来,一开始特别高兴,说是空中特技总设计,名头还很响。一到这儿,发现什么都不是!吃、住、行,一视同仁!(笑)他要几件威亚衣,两根钢丝绳,千把块钱的事,要平时在剧组,还不得给他准备10根啊?不行,一个星期后都没有。他要的威亚衣北京还没卖,得上香港去买,他说,国家的事啊,还不一个电话打到香港去?我说你一个电话打给香港的谁啊?最后结果是小东自己垫钱,从香港买,还自己想办法从海关拿过来。

所以应该说是和拍商业电影游戏规则不同,只能你去适应它。

人物周刊:但这毕竟是举国体制下的筹备,这期间你可以调动哪些领域的人力物力?

张艺谋:当我们的方案获得领导通过后,我可以提出我的所有设想,方案就报上去,先由我们开闭幕部运营中心报上去,报到有关单位,然后再报到奥组委,奥组委批了后,由有关单位协调。也不一定都能办成,奥组委也不是执法机构,我觉得还不如刘淇书记代表北京市委的分量重呢。

也要看你要的东西触及面有多大,它的重要性。我给你举个例子。点火很重要吧?我们很早就把需要的主火炬手的条件报上去了,等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给我们名单。首先领导得同意你这个飞起来的方案,然后一级一级报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开了很多次会,又在他们的系统内来制定这个名单。这一点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说,我想让姚明上去。这不行,不是你说了算。最后体育总局根据我们的条件,给了我们一个文,再转到我手里。而李宁什么时候能来报到、训练,也不是我这个总导演能说了算的。所以为了不耽误,早把这几十天预估进去就行了。

有时候,我倒觉得另外一种情况挺能体现权力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决定取消某个节目,人家表了多少次决心,要为奥运、为民族、为国家争光,结果节目被取消了。当你跟领导汇报时,他们觉得长,那就狠心做减法,这个时候基本就是我做决定。大家都不愿意减嘛。做减法倒挺快的,今天做决定,这个团队明天就不用来了。那时候就是一片哭声,牵扯到上千人的表演,我都不敢去看。

人物周刊:团队决策以什么为原则?

张艺谋:没什么原则,就是以艺术为原则。这个团队还是很讲民主、讲艺术,有什么事儿,我都先找创意团队先谈,我们有6个到8个核心成员,然后就是扩大会议,主创主设计,差不多十几个人就可以。

6月份后,我常说的一句就是:没有什么救世主。不可能再去咨询什么专家了,只有进了鸟巢,和现场产生各种联系后,你才真正看到了未来的雏形。这是最要命的,“要不要”、“改不改”?很多都是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因为前面都是纸上谈兵。

人物周刊:斯皮尔伯格没走的话,开幕式会有什么不一样?

张艺谋:不会有什么不一样。顾问都是在海阔天空阶段、务虚阶段起作用,到务实阶段,顾问的作用就不大了。我甚至发现,顾问在务虚的时候谈想法,如果不跟我们滚一滚,都打不到点子上,哪怕他是最聪明最博学的人。他兴致勃勃、灵机一动说出来的想法,全都是我们的剩饭……然后就变成人跟人的客气,还频频点头。

人物周刊:很多网友好奇,开幕式中吉祥物为什么消失了?

张艺谋:是这样的,开幕式我们没打算用福娃,因为那个形状蹦蹦跳跳的,一出场容易带来一种特别快乐和通俗的PARTY的效果,跟水墨画不太搭。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在闭幕式再用,(笑)而且也没有规定开幕式必须用吉祥物。

福娃是韩美林老师设计的,我听他说设计过程也是一言难尽,也挺艰辛的。我不了解这个过程,所以我就不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人物周刊:韩老师后来对媒体说,其实他创作过程中有一些长官意志的干扰。

张艺谋: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回避的。他那个福娃还好,我这个“8分钟”(2004年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北京8分钟表演)呢,那不就是骂成一片?后来,据我所知,一些文化人在很多次重要会议、包括两会上,都拿着这个“8分钟”向领导声讨,大意就是开幕式不能让张艺谋这样搞。

也许,如果没有这“8分钟”引发的声讨,领导在指定总导演上会很干脆,不需要用一年多时间在全世界竞标,走一个很严谨、很慎重的程序。当然,是不是张艺谋另说。其实,是我不是我不重要,我都觉得确定的时间太晚了。

人物周刊:领导的意见后来对开幕式的实际影响是什么?我看到你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领导意见甚至提升了节目?

张艺谋:比如现代部分那些搭鸟巢的星星人,服装本来是黑色的,领导看了觉得一关灯就太黑了。大概只剩两周时间,我们服装总监紧急调兵遣将,那个时候我就跟谁都不商量了,衣服来了我就做决定,改成萤光绿。结果萤光绿不够,外地调也不够,我就说,你给我拼,贴胳膊贴腿,其他地方你用其他绿色给我拼,拼出一个布料。两千多人的衣服啊!重新把每个人身上的LED灯安上,每个人身上又是1000多个点,全部做下来,十几天,紧张极了。结果一换,所有人眼前一亮:很好看啊!

那次是中央领导审查,几位领导不喜欢,常委级别的。常委参加过好几次研讨会,最高到习近平,总书记每次都听汇报,但没直接参加过。我们没进过中南海,都是习近平或者刘淇替我们做报告。

 

张艺谋办公室   图/姜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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