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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以长流乃称远

2015-08-15 08:44:51 来源:陈长吟博客 作者:黎峰

——对话陈长吟



 
对话对象:陈长吟,198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美文》杂志社副主编、副社长,西安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现为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教授及中国散文研究所所长。著有散文集《山梦水梦》《文海长吟》《山河长吟》《岁月长吟》《美文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集《风流半边街》,长篇报告文学《水调歌头》,文学理论集《散文之道》等17部。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曾获中国散文30年突出贡献奖、全国冰心散文奖等30余个奖项。

对话人:黎峰,1970年代后期生长于四川仪陇,1993年离乡服役13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在陕西省出版系统工作。

1.从小就很孤独

 
黎峰:看陈老师的简历,是在安康长大,直到上大学离开。对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对你有什么影响?

陈长吟:我简历上写的是安康人,实际上出生在西安。那只是很短的童年,已经没有多少记忆。我大脑里的生活印象,基本上是从陕南开始的,所以我一直当我是安康人。我父母1949年从安康参加革命,到西安工作,因此我出生在西安市西门里的夏家什字。那个夏家什字曾经很有名,街上当时有个老院子,是旧督军府。督军府的主人叫陈树藩,也是安康人,我的爷爷辈。他1916年到1921年担任陕西督军、陕西省省长,算是我们家族中的名人了。我的父母当时住在督军府对面的半截巷,隔壁是一个秦腔戏班子。那家的大门外,插着一排舞台上用的那种缠裹着红缨的刀枪等等道具。小时候父母工作忙,而我跟街上的小孩子、跟邻居的小孩子也玩不到一块儿。我记得有一次就跟邻居戏班子里几个小孩子打闹起来了,我跑回来,关大门,他们拿着红缨枪插进来,枪头夹在门缝里,撬掉了。听母亲说,有一次她回来不见我,找遍了街道,最后听见大门后有鼾声,拉开门,只见我流着鼻涕蹲在那儿打盹,她抱起我来,流泪了。所以说,我从小就有一种孤独感。因为在其他孩子眼里,你家是从安康农村来的。还有一个记忆,就是我们住的老房子,楼板上有一个黑洞。父母一不在,我就看着那个黑洞,老害怕有怪物跳下来。

黎峰:那你的父母是如何到西安,后来又怎么回到了安康?

陈长吟:解放后,我父亲跟随首长到了西安,先在公安部门,后转到商业,在小寨商场当工会主席。当时西安没有这么繁华,小寨商场是南郊最大的商场。小寨比夏家什字宽阔,气派很多。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父亲上班,然后在商场里有糖果吃。到了1960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生活非常困难,国家就动员干部回乡,从那里来回那里去。我父亲是党员干部,就带头报名回安康农村。当时我四五岁,印象很深的是坐大汽车,没完没了地转山路,经宝鸡、汉中,走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安康。

黎峰:那你的父亲就直接回去了?国家对他们这些回乡的人有没有什么安排?

陈长吟:就是解除干部身份,回去当农民。给了一些安家费。我父亲把安家费全部拿来买了全套的木匠工具。他出来工作,也不会做农活了,想着要回去当个木匠。那些工具都很好,花光了他的钱。但后来木匠也没当成,白花钱了。

黎峰:当时乡下生活应该非常艰苦吧?

陈长吟:我们家在安康县大同镇的王彪店。旧社会这里有个客栈,主人叫王彪,地名就这样来的,我们那好多地名都是这样。属于平川上的农村,条件在安康山区算好的。作为我来说,从大城市回到安康农村,感觉很新奇。空气非常好,雨水也多。陕南的雨很干净,晶亮晶亮的,像线,像帘子一样挂在门前。农民们都戴竹叶斗笠,穿蓑衣,脚上是木板凉鞋。我觉得这样子很新奇,当然后来自己也成了这个模样。童年回去,我也想积极地融入农村。但和农村孩子玩不到一起,他们会的,我不会;他们用方言说的话,我不完全懂。人家也觉得你是个城里娃,不懂事,嘲笑你,天然有隔阂。但我还是尽量跟他们去玩,男孩子不欢迎我,女孩子倒是欢迎我。磨擦经常会出现,我一般都避让,但有一次,有个比我高比我大的男孩子欺负我,忍无可忍,只好干仗,我把那个男孩打倒在水沟里。所以,回到农村,我又有了第二次精神上的孤独。生活上最困难的是1962、63年,没粮食吃。大米和面粉极少,苞谷糁、红苕、土豆就是最好的饭。还有观音土、野菜、树皮,我都吃过。另外,十来岁我就上山去砍柴,天不亮起床,扛着纤担,和挑的扁担差不多,两头是尖的。纤担上挑个布袋,里面装的是煮熟的红苕。出去得一天,这就是午饭。到山上砍好柴禾,挑着回来,要涉水过河,那个苦处,今天想起来还觉得苦。小时我很瘦,营养不良。

2.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黎峰:你父母回到农村,那生活可能就变样了。他们习惯吗?

陈长吟:我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老家在安康的南山中,她十三四岁嫁到山下,虽然跟着父亲在西安生活了十年,但回到老家还习惯。父亲年轻时,就给安康自卫团的团长当警卫,算行伍吧,所以他回去,对农活不在行。但他有小学文化程度,再加上工作中的自学,经常写笔记,有理想和上进心。但时势造人,回到农村,毫无用处。

    过了半年,当上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农村青壮年劳动一天记十分工,父亲开会、搞社教、组织农民学习、也记十分工,减少了体力劳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安康有两派,农村的叫红三司,城里的叫六总司。城里的到农村来宣传,农村的也不干活了,进城闹革命,挤着大卡车去。后来两派武斗,红三司包围六总司,农村包围城市,真枪实弹打起来,什么机关枪、飞行炸药包都用上了,死了不少人。最惨的是将敌对方用绳子捆起来,绑上大石头,沉到江底去。安康的武斗在全国很有名,是极大的悲剧。我太小,加入战斗队不够格,只是个旁观者。有一次,跟着父亲在农村里收了竹子进城里去卖,站在汉江边,只听见对面打枪放炮,火光闪烁。村子里也搞斗争,一个地主婆逃跑到城里,被造反派抓回来批斗。那个地主婆很顽固,贫下中农群情激昂,决定处死她。造反派写好罪状,让我父亲在会上宣读,因为他是党支书。我父亲也是被斗争的对象,如果不遵命,就会有苦头吃,只好按人家的要求做了。会后,造反派把地主婆拉到河滩上去枪毙了。文革结束后,到了1979年,搞清查,那一案抓了几个人,我父亲在其中。他虽然没有去枪毙这个人,并且也是被迫参与的,但人家认为他读的罪状,相当于宣判者的角色,还是坐了好几年牢。出来后不几年就去世了,才65岁。他这一生,不城不村、不商不农,不武不文,随波逐流,命运跟着时代而变化。他出事时,我刚参加工作,家里条件刚开始好转。父亲没有享到我的福,做为儿子,我很惭愧……

黎峰:父亲很可惜。他的命运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陈长吟:所以我说父亲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直不安现状,这也传给了我。我的孤独感,我的理想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父亲的影响。但我比父亲幸运,事业顺利地往上走。父亲在晚年,也算看到了儿子的初步成就,他去世时,我已经出版了三本书,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对他可能有些安慰。父亲是30岁才有我,我是30岁有了儿子。农村爱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事物的变化说不清楚。

黎峰:你上了大学,走出安康,算是脱离了农村。当年上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陈长吟:我是1977年初入学,进的是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因为当时招生有名额分配,身不由己,只好先进门再说。在大学第一年,我就申请转到中文系。办得很不容易,费尽周折。我把自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一百多篇作品,剪贴在一个大本子上,先交数学系,再报教学部,又送中文系。当时,我已经在《光明日报》等大报上发表过诗歌、散文,级别是很高的,做为一个20多岁的农村青年,有这些成绩也是很了不起的。这能说明我的志向和基础,学校说,尽管有作品证明,但还得中文系同意接收你才行。那一年的中文系只招了一个班学生,50多个人。我就请《延河》的主编贺抒玉老师说情,就是李若冰的夫人,我参加过他们的改稿会和培训班。我有一篇小说,是贺老师亲自修改,因为稿子太乱,影响下厂排版,就由当时在杂志社实习的白描老师重抄了一遍。我到编辑部去找贺老师,贺老师说,哎哟你来了,我们正准备与你联系呢。省上现在开始重视文艺创作了,计划要从基层招几个人到作协来工作,选定了三个人,一个是部队复员回来的,一个是工厂的,还有一个农村的就是你。我说很感谢,我已上大学了,就不用考虑了。我把要求转系的事一说,贺老师跟师大中文系的丁主任熟,就写了一封信请她帮忙,后来我就转到了中文系。我心里很感激,老一代作家真的是关心下一代,真诚地帮助你,主动地为你考虑,不掺假。

黎峰:你当时也已经23岁了,自己去跑转系的事,去面对那么多的老师和学校领导,是因为你的年龄有了这个勇气呢,还是说别的因素?

陈长吟:那不是年龄的因素,我青年时很腼腆,话少。真是对文学的热爱和文学理想,使我有了勇气和胆量。高中二年级我就开始写作,就给安康日报投稿。第一篇发的长诗,叫《老邮政局长》。编辑说要留用,我就天天翻报纸。1973年的11月11日,终于发出来了。我还不好意思说,不好张扬,又希望别人看到。班里的报架在教室最后边放着,我就偷偷看谁去翻报纸。就是这么个心态。当时没有稿费,最大的奖励就是一个红皮笔记本。但发表也是荣誉,就是觉得很光彩。在农村写作没有纸,我是把作业本翻过来写;晚上没煤油,点的是桐子油灯。每次到县上去开文化部门组织的会,最大的幸福是问文化馆的老师要几本稿纸。所以说,到了大学,那是天天都想着办法要上中文系,学文学。

黎峰:那文革期间你们还读到了高中毕业,一直在上课?

陈长吟:中间也有停过课,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73年高中毕业,然后回家务家。到了75年,我就到所毕业的中学里当代课老师。老师不够,就从毕业的学生里面挑成绩好的,叫公办代理老师。挑了两个,我给高一的学生教语文。

黎峰:你们的大学生活应该很清苦吧?衣食住行是什么情况?当时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陈长吟:当时实行助学金制。我来自陕南农村,在班里算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其他人有从工厂来的,有从部队来的,有不少带工资上学。我每月的生活补助是16元,算最高的。补助刚够吃饭。我们喜欢文学,买书又多。记得有一回坐公交车去钟楼书店,看到一本《杨朔散文选》,要是买了这本书,连回去坐车的钱都没有。后来下决心买了书,自己从钟楼走回学校去。每年春节回家要坐长途车,车费9元多钱,我常常没有,都是父亲刻制门神画,售了后然后给我寄钱来做路费。最幸福的事是78年,恢复了稿费制度,《陕西少年》发了我的一篇小说。编辑打电话让我去取稿费,四千字,给了16元钱。我拿了钱,给自己买了一件当时流行的四个口袋蓝色的红军服,花掉一半。然后在学校对面的餐馆,请同学吃了一顿红烧肉。

黎峰:在大学里,你们成立文学社,创办刊物。我曾听到说,当时西安高校学生们自己编的文学刊物质量很高,同学们还自己骑着自行车去钟楼附近卖。

陈长吟:我大学四年,一是把学校图书馆的文学书基本上都读了一遍。当时图书馆里封存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社会上看不到,真是如饥似渴,我把班里好多人的图书证都借来去借书。一次借十来本,对照着看。二是办文学社。我发起,搞了个登攀文学社。刻蜡板,油印小报,在墙上张贴。文学社开办时我还给陕西省作协主席胡采写了一封信,请他给我们题字。我也是试探性的,没想到他一个星期后就寄来了题字,还给我们写了一封鼓励的信。到了大三,我们办《渭水》杂志,我是小说组组长,自己编,印刷厂印。铅印刊物,那质量就很高了。当时西北大学的《希望》,还有我们的《渭水》都很出名。全省各地都有投稿来的。我们把杂志拉到街上去出售。有一回在东大街,结果让民警给查了,说是非法售卖。带到派出所去写检查。后来学校来说明情况,才把我们给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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